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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在故意杀人犯罪中醉酒状态能否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2018-08-03 10:53:26   来源:《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   评论:0 点击:

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侯某某,1998年12月16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1999年2月2日刑满释放。2006年10月25日因多次实施酒后寻衅滋事违法行为被劳动教养一年零六个月,2008年3月6日解除劳动教养,同年4月3日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侯某犯故意杀人罪向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理过程中,辩护人提出,侯某系酒后伤人,且对被害人有施救行为,并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认罪态度好,请求法院量刑时予以考虑。


二、 主要问题

在故意杀人犯罪中,醉酒状态能否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 观点分歧

在审理过程中,三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侯某在醉酒状态下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的犯罪事实灭有异议,但在复核过程中,对被告人是否应适用死刑,则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对醉酒犯罪从轻处罚缺乏法律依据。醉酒的人辨认、控制能力虽然有所减弱,但醉酒是一种自陷行为,不宜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考虑。本案被告人曾因酒后滋事多次被治安拘留、劳动教养,甚至判处刑罚,仍不思悔改,终致酒后杀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予以严惩。

另一种意见认为,醉酒虽不是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但毕竟醉酒犯罪与正常状态下犯罪不同。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的辨认、控制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减弱,对此,在量刑时应酌情考虑。此外,被告人在案发后对被害人有施救行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考虑以上因素,基于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对侯某可酌情从轻处罚,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四、 法院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经讨论,倾向采纳第二种意见,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对侯某可酌情从轻处罚,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具体理由如下:

(一)醉酒的人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一般情况下应当 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虽然刑法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醉酒亦不属于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但醉酒犯罪与正常状态下犯罪毕竟有所区别,对于在醉酒状态下事实的故意杀人犯罪,在适用死刑时应特别慎重,除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分子外,一般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因为,刑法英文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而犯罪分子的罪行是否极其严重,应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方面综合审查判断,不能偏重其中的一个方面,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罪与刑的均衡,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具体到醉酒杀人犯罪:

首先,社会危害性方面。社会危害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衡量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不能仅看客观的、物质的损害结果,还要考虑我国的国情、社情和民情。分析行为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等社会心理造成的影响。我国酒文化历史悠久,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公众对醉酒人的辨认、控制能力减弱存在共识,对酒后滋事伤人现象易于谅解,因此,醉酒杀人与正常状态下杀人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不同,社会危害性也相应存在差别。

其次,主观恶性方面。醉酒会导致人的辨认、控制能力减弱,这一点已经为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所认同。我国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明确禁止酒后驾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辨认控制能力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实施杀人犯罪,与正常状态下实施杀人犯罪相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应较小,道德非难程度也相应减小。

最后,人身危险性方面。人身危险性大小应从行为人有无前科及平时表现、犯罪后的悔罪等方面综合把握。人在醉酒状态下容易出现情绪兴奋、行为失控等表现,醉酒杀人犯罪通常是在当事人之间事前没有任何矛盾的情况下突然发生,行为人多系初犯,酒醒之后懊悔不已,因此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也相对较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那些预谋犯罪而故意酒后杀人即借酒行凶的犯罪分子,由于主观恶性深,犯罪情节恶劣,不属于因醉酒而酌情考虑的范围,仍应依法从严惩处。


(二)综合衡量本案各量刑情节,并考虑被告人醉酒杀人的实际情况,对其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本案被告人在案发当天多次与他人饮酒,晚上又主动邀请被害人到其家中饮酒,最终导致行为人失控,致被害人死亡。被告人系自陷于醉酒状态。在醉酒原因上存在明显过错,应当为其醉酒状态下的杀人状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考虑到:第一,被告人与被害人平时关系较好,素无矛盾,没有杀害被害人的动机,也就是说,其没有故意醉酒后实施杀人犯罪的预谋,这与那些为了实施犯罪而故意醉酒的情形在非难程度上具有显著不同。第二,被告人的醉酒与本案的发生之间,并非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联系,在认识因素上,只能认定被告人明知其酒后容易滋事,且意志因素上没有希望或者积极追求这种结果,尤其是杀人结果的发生,这一点从其酒醒后积极施救并认罪悔罪的行为可以看出,同时,由于醉酒严重影响了被告人的辨认控制能力,故不能简单的根据其使用菜刀反复砍击被害人要害部位的行为来评价其意志因素,进而认为其犯意坚决。就其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而言,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尚不属极深。第三,虽然被告人在案发前有过多次酒后滋事伤人经历,可认为其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但其此前酒后违法经历多系随意殴打,无故辱骂他人等没有严重后果发生的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与那些多次或连续实施严重刑事犯罪、执意报复社会、危害社会治安和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分子相比,其这种人身危险性尚不属于极大,不能作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人身危险性依据。而且,被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多与饮酒存在密切联系,只要剥夺其饮酒条件或使其戒除酗酒恶习,便可以有效防止再犯,此亦说明其人身危险性并非极大。第四,被告人在案发次日清晨主动将被害人送至当地诊所救治,其施救行为虽然未能挽救被害人生命,但是说明其有一定的悔罪表现。被告人归案后能够坦白交代、认罪态度较好,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第五,被告人虽然有前科,但是所犯前罪较轻。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罪责严重程度,并结合其醉酒状态下辨认控制能力较弱的实际,其尚不属于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象。

综上,对醉酒状态下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的人,一般情况下应当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但单纯的醉酒状态,不足以作为一个酌情从轻处罚情节,是否予以从轻处罚,应当结合其他犯罪、悔罪等情节予以综合认定。


(本文节选自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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